文：陈烁  李矫龙飞  李展

  2006年12月25日，刚刚过了63周岁生日的王永民应南阳理工大学的邀请前来讲学，又回到故乡南阳，在白河宾馆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王永民，世界著名发明家。现任中国科协委员，中国发明家协会副会长，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王码集团董事长，中国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于1978—1983年以五年之功在南阳研究并发明了“其意义不亚于活字印刷术”的原创性重大发明。迄今为止，他已有50余项国内外专利技术，其中“数字王码”和“王码微电脑”被国内外专家和媒体评价为“汉字输入技术的第二次革命”。他曾6次应邀到联合国总部去作报告，他的足迹遍布五洲四洋，你想走近他，了解他的人生苦乐吗？

  从一个贫苦农家的孩子成长为一个世界知名发明家，从偏远的豫西南山区来到首都北京，从一个书生成为为祖国做出重大贡献的当代科学家，这就是王永民的路。

  王永民，1943年12月15日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皇路店的一个农民家庭。1956年夏，12岁的王永民考上了南召一中初中部，他便离开父母，背着自编的草席卷和一包行李，从远离县城近70里的小乡村凹寨出发，跋山涉水，到县里的最高学府报到。那时的王永民还没有见过两层以上的房子，更没见过熙熙攘攘商铺林立的大街。只知道他家那二亩麦田地里有一根电话线杆，上边有一根电话线。他常常把耳朵贴在木杆上，把那“嗡嗡”声当成别人说话的声音，老想听个明白。这就是王永民当时的“水平”。没想到这个小乡巴佬，经过南召一中张纪功等10多位老师的认真培养，凭着初步的文化知识，6年后竟然成了一个幻想将来要同时当上许多“家”的小青年。高中毕业那年夏天，王永民代表200余名应届毕业生，在隆重的毕业典礼上发言了——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有伟大的发明和创造，把中国人的头像也印到课本上呢？” 张纪功老师曾以王永民的学习成绩和他在毕业典礼上的豪言壮语为榜样，教育过南召一中在他以后的五届学生。张校长也为王永民的“冒尖”和那番  “狂妄”而遭遇了政治的打击、精神的折磨和肉体的摧残。

  1962年，王永民以优异成绩从南召一中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成了全地区的状元。18岁的王永民第一次出远门，乘长途汽车到许昌转火车时，铺着自带的席子，在车站地板上睡了一夜，第一次看到火车和高楼的他很兴奋。北京玉泉路上的中国科大宿舍，一条土布床单铺在木板上，头枕一摞书本，盖一条薄薄的棉被，这就是他的床位。没见过世面的农民孩子特别自强自尊。王永民在大学初期沉默寡言，一天十几个小时泡在大教室里，两头不见人，好强自信地学习着。他好几年不回一趟家，假期时抄卡片，挖地基，做小工挣钱买文具和书籍。身体瘦弱，衣衫褴褛，但却门门功课成绩优秀，他期待着23岁考上研究生，30岁成为教授，做一个有新发明、有新创造、能把“头像”印到课本上的中国人……

  有两本书对王永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本是《拿破仑传》，另一本是《斯巴达克斯》。他为这些历史伟人的精神感动，为他们的奋斗、魄力、业绩所倾倒。在科大，中国著名科学家严济慈、华罗庚等亲自为科大六二级的学生们上课，使王永民这一代学生受益匪浅，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十年动乱中，王永民被指责为“走白专道路的死硬派”。他意识到生不逢时，雄心无寄，填词《阅信即兴》：只待阳春三月暮，人间应有花开处。

  王永民自信会有一个“科学春天”的到来，他自信自己会有所作为。

  从激动转入惶惑，从惶惑转为消沉，从消沉转为奋发，王永民并非先知先觉。

  王永民是个孝子，他和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同时上学，全靠父母劳作交学费，母亲曾挨家挨户借鸡蛋凑钱，父亲则毅然把厨房的门窗卸下来卖掉。大学六年，家里给过他十元钱。1968年8月，他从科大无线电电子学系学满毕业，被分配到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机构——国防科工委四川永川1424研究所，心想总算踏实了点，他以为自此可走上事业成功的道路。然而在那“文革”中“无事不在”的形势下，规定王永民和他的同学们必须先到辽宁盘锦盐城滩上“劳动改造”一年多，到1970年3月才结束了极其艰苦的劳动生活，同年5月25日，王永民患急性黄疸型肝炎，昏迷中被送往重庆第四军医大学抢救，一住就是八个月。1977年中秋节，王永民又突发肾结石病，腹部疼如刀绞，面色铁青，大汗淋漓，他自己以为肝脏破裂，死亡在即，将钥匙交给同事，嘱咐几句，就疼得昏迷过去，经抢救脱离危险。

  八年时光，从25岁到33岁，这么多宝贵的青春年华，就这样流失了。王永民精神上的痛苦超过了肉体上的痛苦，在经过他多年努力，终于获准“放行”离开永川回南阳的时候，他才有了一点愉悦的心情。

  王永民回到南阳辗转几个单位都不收留，只好到南阳地区科委当了一名办事员，虽然肝病和肾病都未治愈，可日常行政工作，他很快就能胜任。王永民为人耿直，处事大方磊落，口无遮拦，乐于助人，办事精明利落，得到了同事们的好评和领导的信任。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科技期刊，在广阔的领域中感受到了计算机和电脑技术的存在和发展，一个计算机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时代已经到来，电脑技术迟早要进入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改变人类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王永民毕竟不是等闲之辈，当他身体稍有好转，便把注意力转向电脑技术。他利用早晚的空余，如饥似渴地阅读和摘抄，很快就成为地区科委里边对计算机最有发言权的人，时常被请去做计算机原理和应用方面的报告。

  1978年，南阳地区印刷厂和川光厂承担了省重点科研项目——汉字校对照排机。王永民负责这个项目的管理工作。这个项目旨在解决用于印刷的普通手动“汉字照排机”的一次校对难题。这需要一个能将汉字变成穿孔纸带的输入键盘。在键盘设计的论证会上，王永民对川光厂一位副总工提出把胶片上的汉字投影到空白的键上的“幻灯式”键盘设计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位副总工大为恼火地说：“王永民给我当徒弟还得再学三年！”。这种侮辱与其说是一种打击，毋宁说是一种发动。王永民对科委主任说：“与其让我管，不如让我干！

  他凭借自己的才干和领导的信任，在全省开了一个先例：作为科研管理干部，跳出办公室，亲自上阵，决计要搞出一个优于“幻灯式”的汉字输入键盘来！这个高、精、尖的科研项目，就这样在南阳冒出来了。这时老五届大学生正处在报考研究生热潮中，科委的一些同志认为王永民这样的人才留在科委太可惜了，应当报考研究生，于是王永民在“汉字输入”的现实研究工作与虚渺的“研究生”之间犹豫徘徊的他感到，自己真正缺少的不是“学位”，而是脚踏实地的从事科研的能力。他放弃了报考研究生的梦想，义无反顾，埋头于现实之中。王永民当时并没有十足地把握，也不曾预见到“汉字输入”将成为他为之奋斗半生的事业;他更不曾料想到，这项事业使他的名字得以载入史册。王永民自信会有成绩，他感到对于一个过了“而立”之年还一事无成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机会是每个人都有的，但许多人不知何时会碰到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济慈教授有一次对他的学生王永民说：“我没有教你们电脑或计算机，但教给你们从事科学研究的方法。这是一个大舞台，可以演出各种剧目。”王永民就是站在由我国科学界的一代宗师们亲手搭建的这个舞台上。

  1980年春，王永民得到了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英华大词典》主编郑易里先生的帮助和指导。王永民本来是要寻找一个现成的汉字编码方案，发挥自己硬件之所长，设计一个键盘，接到照排机上，作为高效率的输入设备。他得知郑老有一个方案，便帮助郑老实施，以便制造键盘。但是，在他抄录了数万张卡片，经统计之后发现，依这个重码多、键数多的郑易里方案，制造键盘时，要用94个键，不得分上下档，有相当大的困难，只好半途而废。郑老带领王永民进入了文字学的大门。而在计算机、工程心理学、信息论等的方面，王永民则有自己的优势。1980年，国内外不断有人断言：中国的汉字必须废除，否则中国便不能广泛地使用计算机，中国也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一些外国的公司趁机向国内倾销笨重而低效的大键盘，似乎中国文字遇到这个严重挑战，得由外国人解决！王永民由此看到，自己的课题，远远不只是一个照排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面更广、意义更重大、影响更深远的崭新学科。他决心在这个新的领域里为中国人争口气。他用两年多的时间一边治病，一边以惊人毅力抄录编写了摞起来有十几米高的十来万张卡片。从甲骨文到简化汉字，对汉字进行了浩繁的历史研究和分析统计，公布了世界上第一个《汉字字根组字频度表》,在汉字的基础理论方面作了开创性的工作。

  1982年6月，他的研究成果《六笔字型汉字编码方案》得到了当时的河南省副省长兼省科委主任罗干同志的关心与支持。王永民以实干家的魄力，当场对罗干同志立下了“军令状”：一年为期，拿出成果！否则，宁可跳进黄河！罗干同志慧眼识才，发现了科研战线上的一员骁将。

  当王永民1984年9月应邀到联合国讲学，五笔字型又在全美软件展览会上引起轰动载誉归来，作为“河南省国庆观礼团的团长”，受到了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并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时，他的入党也仍然是在一个地区科委“很有争议”的问题。1984年秋，《河南工人》杂志封面登了王永民大幅照片，其中发表了一篇《王永民入党为什么这么难》的文章，算是“投石冲破水中天”，在南阳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1982年夏天，王永民清楚的知道“在周边条件不理想的形势面前，最有说服力的是搞一个大的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他感到自己及支持他的领导，都是过河卒子，没有退路，只能向前拱。1982年11月至1983年元月，王永民带领助手，在风雪交加的保定，奋战50天，完成了由36键改进成26键方案的历史性转变。这个叫做“五笔字型”的汉字输入技术，将汉字的笔画高度概括为横、竖、撇、捺、折五种，把汉字的字形概括为左右型、上下型、外内型、单体型四种（1986年又减为3种），把可以组成全部汉字的600多个字根精简为100多个字根，并设计在一张类似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的“汉字字根周期表”中，这个表凝聚了王永民五年的心血，它有史以来第一次把庞杂无羁的汉字纳入到一个可以高效率输入计算机的科学体系中，创造了“字词兼容”的科学方法，使多年来举世称难而且关系到中国文字命运的“癌症”得以攻克。1983年8月29日，这个方案经过来自全国40多位专家教授鉴定，认为“是一项具有世界水平的汉字输入方案”。郑易里先生在会上激动地宣布：从今天起，汉字输入不能与西文同日而语的时代一去不返了。同年9月27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我国取得这一重大科研成果消息，王永民泪水夺眶而出，他没有说一句话。1800个日日夜夜过去了，他的事业终于有了点小名堂。五年时间，他的肝病迁延不愈，他的右肾体积比左肾体积大三倍还多，竟然抽不出时间去看病。吃住在实验室中，营养不良，面部青黄，他多么需要休息啊！然而他仍片刻不停， 1983年10月，在由国内外34家“参展的中文信息处理国际研讨会”上，五笔字型技术以其空前的汉字输入速度和科学性，赢得了参观者的高度评价，使许多外国专家惊叹不已。为了在全国迅速推广这一技术，王永民于1983年12月在家乡南阳开办了全国第一个大型的汉字输入技术培训班，前往学习的有来自国家部委和全国各地用户100多家。1984年春，新华社连续发文介绍了五笔字型这一“不亚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并准确地预见了这一发明对我国科技文化事业将要产生的深远影响。

  “五笔字型”在三百多家同行的激烈角逐中，虽已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佼佼者，但要彻底改变我国的文化观和文字习惯，使汉字从笨重的老式打字机和落后的活字印刷术解放出来，就必须把这项崭新的技术交给社会，让亿万人熟练掌握，运用自如，这是一番宏伟、艰巨、壮丽的事业，为此，王永民开始了极为艰苦的推广普及工作。

  王永民把推广的战略目光投向首都北京。然而，科学发展的历史告诉王永民：凡是对一个时代产生重大影响的发明，都不是一朝一夕，更不是关在书斋里可以完成的。整个社会要改变一个旧观念，掌握一个新的生产方式，需要千百万人来认识，需要千百万人来实践。1984年春，王永民在省科协的支持下，成立了以推广五笔字型为宗旨的“河南省中文信息研究会”，他被选为理事长。以民间学会的名义搞推广，比官办机构灵活方便得多。王永民不畏艰苦，自筹经费，租了北京府右街135号一间幽暗的地下室，每天7元钱的房钱他时时交不上。他在不到14平方米的房间里办公、搞科研、写作、吃饭、睡觉、接待从四面八方和海外找来的外宾和用户。在这里他研究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版本，到100多个中央部委讲课，有饭吃没饭吃他都去讲。通过广泛的宣传和培训，向全国撒出了千千万万个种子，他耗费膏血，积劳成疾，多病缠身，为了使“五笔字型”的事业不致中断，他每次抱病外出讲学，都不得不写好一份“遗嘱”，留给他的助手们。

  王永民的“五笔字型”走进了党中央、国务院、外交部、邮电部！到1985年初，“五笔字型”已成为我国最受用户欢迎、应用最广泛的汉字输入技术。“五笔字型”处在风口浪尖之上。也正如此，使王永民又尝够了树大招风的滋味。为了参加一次全国规模的汉字输入方案评测，王永民自愿放弃已办好的由美方出资，去美当访问学者的签证。评测中，“五笔字型”的成绩扶摇直上，屡次出现在评测现场的战报上名列榜首、全场瞩目，王永民也踌躇满志。然而，当全部作者屏住呼吸，鸦雀无声地等待宣布最后的评测结果时，宣布的11个“A类”方案中，竟没有“五笔字型”的名字，简直是五雷轰顶。王永民懵了，不相信这是真的。这样的结果，据说是因为“五笔字型”小组的一位16岁的平时成绩较好的操作员，在充当“替补队员”时无意中错打了成绩较差的被替补者的编号！不但此次评测名落孙山，而且污言秽语也纷至沓来。王永民所在的河南省科委计算中心某领导写来了亲笔信，要求王永民立即回郑州作检讨，此刻连王永民的助手们也顶不住了，纷纷另地谋生，只剩下了常胜敏一人。一些使用“五笔字型”输入方案的老用户，不明白真相，也怀疑了，动摇了，一大批新用户对“五笔字型”不屑一顾，找“A类”方案去了，从此，王永民是“骗子”，搞“舞弊”、“弄虚作假”的新闻，飞传到长城内外，风闻到大江南北，传遍了一切有电脑的地方……

  八年的奋斗，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结局，这样的屈辱！王永民第一次感到难于支撑了。他想到一个没有任何尘世烦忧的地方，与世无争，永远的解脱！他支起孱弱的身体，握起笔，流着泪，写下了愤懑悲怆催人泪下的长达六千字的檄文，装在身边的口袋中，以备生命衰竭时，作为遗嘱。此文最后写道：

  “我的身体像一支蜡烛，燃烧将尽，随时可能衰竭。虽然我的事业被暂时的扼杀了，但我坚信，科学是不可战胜的！烧死布鲁诺的大火未曾使地球变成发光的太阳，而地球也决不会成为宇宙的中心。科学既不能抹杀，也不能长期伪装！历史必将让'五笔字型’放出光华！”

  1986年6月，评测刚刚结束一个月，“全国首届计算机应用展览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幕了。王永民拖着病体，一步一停的来到展览大厅。“五笔字型怎么了？”，“五笔字型在哪？”许多人关切地问。

  “王老师，树大招风，在中国这是常事，真金不怕火炼，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去和他们比一比！”王永民在极度衰弱中，在几个热心学生的帮助下，带着资料，拉上机器，挤在“A类”旁边那狭窄的角落里。向用户宣传，向用户演示。“五笔字型”的展台，像磁铁那样把过往的参观者吸了过来，每天一万多份宣传资料被争抢一空！6月22日的“全国计算机应用展览会”第五期会刊发出了，它以醒目的版面刊登了一则消息说，许多人不到10分钟就学会了“五笔画”输入法，目击者无不为它的易学性和科学性所征服。几天来，王永民的42号展台简直成了技术市场的“王府井”。6月的一天，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罗干同志在百忙之中带领全总书记处办公厅主任来到了王永民的工作和居住的府右街135号地下室，关切地抚慰着王永民。接二连三的打击，在王永民难以承受的时候，一向关心王永民的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主持过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刘杰同志和几年来全力支持“五笔字型”事业的河南省科协的领导们，也先后来到了地下室，为王永民排忧解难。

  当王永民精力将尽、病痛难忍的时候，他那忠实的用户们，朋友们，专家和老师们来了，帮王永民求医取药，共同研究解决新版本中的技术难题。“五笔字型”把领导，把朋友，把用户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久，天津天通办公自动化公司总经理金静乐等，在“五笔字型”掉进深谷的时候，逆流而上，决定把“五笔字型”作为唯一的行码方案，固化在“天星牌”打字机中。不久，世界上第二大电脑公司——美国DEC公司，决定以重金购买“五笔字型”的专利使用权。

  随后，王永民发起的全国“五笔字型”腾龙杯的比赛，在《科技日报》的大力支持下，在北京饭店召开了隆重的发奖仪式。首都各大新闻媒体报道了当时的盛况。

  1987年5月，在人民大会堂，经贸部有关负责人宣布了“五笔字型”是我国第一个获得美国专利的中文电脑技术；美国DEC对我国数十种汉字输入方案进行了一年多调查分析后，认为“五笔字型”最为优秀。1987年9月上旬，在长春举行的第三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上，中文电脑方面唯一的一块金牌为“五笔字型”获得。王永民的大幅彩照也出现在《发明与改革》杂志。1987年第六期封面上。1987年11月，国家科委成果局在北京召开了大型的“'五笔字型’全国推广工作会议”，严济慈副委员长出席会议并讲话，再次肯定了“五笔字型”的发明创造是利国富民之举。

  1988年“五一”前后，首都报纸和电视，接连报道着王永民的事，描述着“王永民之路”……

  “文革”至此，“全国劳模”的授予停止了18年。这次，由国务院直接发文，12亿全国人民授予的“全国劳动模范”仅有10名，王永民就在其中，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亲切接见了王永民，并给予鼓励。

  1987年12月，王永民的“五笔字型”又获得了英国发明专利，成为我国在电脑领域中唯一获得两个国际专利的发明，为我国汉字的国际地位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巨大的荣誉面前，王永民想了很多，他以一个科学家的冷静头脑，抑制住内心的激动，花了一天一夜时间，给十年来曾经关心，支持，甚至反对过他的人写了一百多封感谢信。……

  2006年10月26日，在人民大会堂王永民又郑重宣布，由他发明的手机“6字键”技术，每年将为中国节约大约十亿美元的专利使用费。

  他还兴奋地告诉笔者，他儿子王照璐的小孩亦将于明年春喜降英国剑桥……

  科学，是一本永远写不完的书。王永民用热血和生命，用智慧和毅力，在与酷暑、严寒、劳累、疾病、阻力、屈辱所作的拼斗中，登上了事业的高峰，也把中国人的名字写进世界科技史册上。他是中国人的骄傲，亦是全世界华人的自豪！

作者简介：

陈烁，青年作家。现任《南阳当代人物》丛书编辑部主任。已著纪实文字集《发廊妹》、长篇小说《盛世恋歌》、《风雨人生》，中篇集《活着不容易》，文学作品专集《陈烁作品集》，散文诗集《蜜月悲欢》等数部；在大河网、龙源网、《人民日报》、《中国作家》、《中国文化报》等刊物发表作品，并多次获奖。系中国写作学会、中国小说学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青年文学家协会、中国纪实文学学会、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中国新文学学会、中国国际文学艺术家协会会员、理事。曾被授予：“中华创业新闻人物”、“爱我中华共创和谐优秀新闻文化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多次应邀到人民大会堂领奖并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文章转载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