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南召，不要说在全国地图上，就是在河南省的一百好几十个县市中，也是比较“难找”的一个，真是南召--难找。这个名列扶贫榜，座落在豫西伏牛山区的小县，历史上虽然默默无闻，解放后却因为出了两位著名的校长而小显名气。其中一位是原籍南召，曾任国家计委主任，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袁葆华，另一位便是在南召一中执校15年之久的教育家张纪功校长。

母校南召一中，在文革之前，历年高考升学率总是名列全省前茅，在考大学极为不易的1962年，甚至高达85%。当年，全国高考录取分数线比清华还高好几分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只分配给河南省10个名额。在数千名向往“科学家摇篮”的全省志愿者中，南召一中就有3名考入中国科技大学。

12岁那年，我有幸考上了南召一中初中部，便离开爹妈，背着自编的草席卷和一包行李，从远离县城60里地的小乡村出发，跋山涉水，到县里的最高学府报到。那时我还没见过两层以上的房子，更没见过熙熙攘攘、商店林立的大街。只知道自家那二亩麦田地里有一根电话线杆，上边只有一根电话线。我常把耳朵贴在木杆上，把那“嗡嗡”声当成别人说话的声音，想听个明白。当天我走在县城的大街上，好奇地发现，一根电线杆上居然有好多根电话线，“串音”怎么办？一边走，一边数着半空中电线的数目，直到脚绊了石头，摔倒在地才停下来，这算是体会到了县城和小乡村的“差别”。

然而，这就是那时候王永民的“水平”。没想到，我这个100％的小乡巴佬，经过南召一中10多位老师的认真培养，凭着初步的文化知识，6年后竟然成了一个幻想将来要同时当许多种“家”的小青年。高中毕业那年夏天，我代表200来名应届毕业生，在隆重的毕业典礼上发言了--

“同学们，我们读了那么多的物理课本，化学课本，大家注意了没有？书本上有许多人头像！可他们，都是高鼻子长头发的外国人！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有伟大的发明和创造，把中国人的头像也印到课本上呢？”

啊！1000多名师生，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像是奏起了一首回响不绝的青春之歌！这歌声洋溢着学生们为祖国学习的挚情，激荡着为科学献身、为民族争光的热血。

每一个南召一中的学生都知道，这就是我们的校风，这就是数十年悔人不倦的母校老师对祖国的承诺。

南召一中的学生们不会忘记，那首青春之歌的作者，我们生命之矩的点燃者，是我们敬爱的张纪功校长。

张校长曾以我的学习成绩和我在毕业典礼上的豪言壮语，教育过南召一中我以后的五届学生。可是，文革中，张校长也为我的“冒尖”和那番“狂妄”，树立他培养的拔尖学生为榜样，而惨遭了政治的打击、精神的折磨和肉体的摧残。

据说，仅仅是为了我，他就挂着牌子，至少挨过5场专场批斗：

“你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王永民这样分数挂帅的典型！” 
“你拿智育第一的王永民，教育后届学生，毒害青年”。 
“王永民妄图把自己的人头像印到课本上，在中国科技大学已经挨批斗了”。

其实，当时作为20岁出头的大学生，屈屈一个班级的学习委员，远远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加上我幸好出身贫农，除了在年级内被几个“思想进步”的补考生“内定”为“走白专道路的死硬派”之外，并没有人公开批斗过我这个祖宗几代种地、父亲一贫如洗、根红苗壮的 “红五类”。

没想到，来自北京的这点“小道消息”，更加连累了我们那可怜可敬的老校长。他被迫弯着腰，背着手，忍着肝病发作引起的疼痛，在群情激愤之中“老实坦白”其“修正主义教育”的罪行。

在外地读大学的南召一中学生，闻讯老校长被批被斗，个个义愤填膺，想方设法回家乡营救。而我也差点“以权谋私”，带上一群北京正牌的“首都红卫兵”，拿着“最高指示”回到南召县城，把那些“土里土气”、无法无天的“小红卫兵”砸个稀巴烂！

非常时期，我们的校长以一派儒雅，襟怀坦白地默默忍受着！他相信他的教育指导思想，诸如“祖国一穷二白”，“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诸如要学习古人“头悬梁，锥刺股”刻苦读书，要“树立远大目标，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等等，都错不了。

我们的校长无私无畏地期盼着。他相信他培养并加以重用的南召一中10多位优秀教师，在他的组织领导下是有功劳的，而一时受蒙蔽的青年学生，早晚会有正确的认识。

文革中，50多岁的张校长受尽了迫害和屈辱，他可以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可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他苦心经营的“全省重点”被摧毁、一支为新中国的大学输送了数百名大学生的教师队伍被瓦解、数以千计的在校学生荒废学业，更使他痛心的吗？

他以慈父般的爱，宽容了那些批斗过他的人，规劝他们好好学习，希望他们懂得“知识就是力量”。

文革之后，省里、地区里都争相邀请这位年近花甲，即使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仍然挚爱着山区教育事业的教育家出任校长。

1991年，得悉饱经风霜又积劳成疾的张校长患了严重的心脏病之后，我接他到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治疗。两个来月，终于大有好转。出院回到南阳后，校长电话告我，急需一种昂贵的德国进口药，以调节心律，我立即托人“开后门”搞到两瓶。既怕邮寄丢失，又怕耽误时间，于是我连夜乘火车把药送到南阳。校长接过药，双手握着我的手，激动万分： 
“永民啊，亲儿子也只能这样了”。 
年过古稀的老校长泪眼汪汪，而我更是哽噎着与校长抱在一起，语不成句……

可敬可佩可怜的校长啊！若不是您将全部心血用于南召一中，若不是您治校有方并言传身教，要求我们读书成材，报效祖国，我这个100％的乡巴佬，哪儿能考上62年的中国科技大学？若不是您在我初中二年级时对我的几项小发明、小革新大加赞扬，我哪儿会有那么大的劲头搞发明创造，以至于后来战胜疾病，拼搏5年，发明了“五笔字型”啊！

毕业于南召一中的学生，如今已遍布祖国各地。在政府或军队中担任要职的，在研究机关或大学里担任研究员或教授的，比比皆是。多年来，大家形成了习惯，或者叫传统。这就是逢年过节之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将一份份签名的贺年片，或是祝寿礼品，寄给或是送给我们的校长。他家的四壁上，挂满了学生们赠送的匾额和字画。上面写着“桃李满天下”、“祝校长健康长寿”、“恩师难忘”等。

而我们的校长，几十年来，始终像关照孩子那样惦记着他的满天桃李。每当听到他的学生有所作为，他的高兴决不减于家长；每当报刊杂志上登出学生的事迹材料，他都剪下来细心珍藏。

这是我们的校长几十年来，唯一乐于接受的、来自学生的报答。

我读过许多政治伟人、军事天才和科学巨匠的传记，确实受益匪浅，也常常为他们可歌可泣的人生奋斗和彪炳青史的功德业绩所感动。然而他们毕竟使我感到遥远和陌生。相比之下，一提起我们敬爱的张校长，我就会感受一份亲情，得到一种力量。也许，还有一点沉重。

我们的校长，绝对没有惊天动地，但他却牵着成千上万知识分子的心；

我们的校长，绝对地淡薄名利而清廉平凡，但我坚持认为，他称得上是真正的伟大。

至今，还没有人为我们敬爱的校长写上一本传记。可作为学生，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校长，早已“出版”了成千上万册传记。只不过，张校长的“传记”，既没有摆在书摊上，也没有放在书架上，而是像一座座镌刻着张纪功闪光名字的碑，珍藏在他每一个学生的心中。

（本文于1996年9月10日刊登在《中学时事报》上）